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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的传世瑰宝——明代佛像价值浅析

发布时间:2021-01-12 04:10 

  越来越多的藏家拿起笔杆书写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对藏品艺术的理解。收藏不研究,到底一场空,只有研究,方知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从宗教到信仰,从经济到发展,从文化到传承,每一件艺术品都透射出文化的力量,文明的光芒。从空的认识,到实的总结,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挖掘文化价值的历程,欢迎更多的藏家写出优秀的文章,共同营造一个文化创世的的伟业!

  感谢重庆大藏家庄洪海的支持,又提供一件震撼世界的藏品:青铜地动仪。青铜地动仪本人在青岛纪宇先生处见到一件,如今是本人知道的第二件!重达六吨的青铜器,工艺制作非同小可!值得告知世人,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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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国中原地区,迄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历代流传下来的各类佛像,在材质上不仅有金铜佛、石雕石刻佛、木佛,还有泥塑佛、玉佛、瓷佛乃至用纸制的夹纻佛,其中则以金铜佛、石佛最受后人珍视。

  唐以前的石佛像艺术价值最高,但因存世有限,市场上非常罕见。明清的金铜佛像就构成了今天中国古代佛像投资市场的主体。

  明代铸造金铜佛像非常兴盛。佛教起源于古印度,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大量的佛教艺术品被制作,其中鎏金铜佛像以其优美的造型,绚丽的纹饰,宝光四射的魅力,在给人们艺术享受的同时,还起到抚慰心灵的作用。

  西晋以后,社会动荡,人民生活痛苦,为佛教信仰的传播提供了的宽广的民间土壤;另一方面,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国北方,它们的文化传统与来源于西域的佛教更易于相互认同。因此,佛教在十六国时期得以迅速生长,并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

  西域僧人佛图澄被后赵石虎尊为“大和尚”,他不仅宣讲佛教,还参与军政机要;佛图澄的弟子道安被前秦苻坚迎至长安,领众数千人,他制定了僧团法规仪式,为以后汉族地区的寺院制度奠定了基础。

  5世纪初,龟兹僧人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在后秦君主姚兴的扶持下主持译经,他不仅系统译出了大量大乘空宗佛典,还培养出僧肇、竺道生等一代建设中国佛教的优秀学者。

  十六国还是中国佛教艺术的辉煌时代,莫高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等早期石窟寺开凿于这一时代,现存佛教造像也始见于此时。在佛教东进的旅程中,十六国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从此开始,“佛教征服中国”的脚步加快了。

  明清和民国时期,佛像艺术不同于过往的任何一个时期:一是造像题材的模式化和世俗化,二是造像风格的程式化和世俗化。

  藏传佛教在内地影响极大,特别是明清诸帝大力推崇藏传佛教,大兴藏传佛教寺庙,在皇宫设立造像机构,使藏传佛像艺术在内地得到了广泛传播,藏佛与汉佛不一样,藏佛胸高乳大,汉佛胸平乳小。嵌松石者多为藏佛,刺头者皆为汉佛。

  明代诸帝除世宗崇奉道教外,多程度不同地崇奉佛教。由于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和明代诸帝对藏传佛教采取的政策、态度略有不同,明代佛像艺术出现了汉藏佛像艺术交融、交替影响的局面。这里分五个时期来探讨明代佛像艺术表现出来的不同风格特点。

  洪武时期的佛像艺术承袭宋元风格。目前,几尊存世的洪武朝纪年造像反映了这一时期佛像艺术的基本风貌。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洪武十八年(1385年)木雕水月观音菩萨像,整躯气宇轩昂,显宋元造像雄阔健硕的艺术气韵。像背装藏洞木盖竖刻题记:“东安村众村人等与维那……谨发虔心……吉祥合家乐安。洪武十八年七月。”若无题记,我们根据经验判断,一定会确定为宋元时期的作品。

  北京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两尊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大小和造型风格完全一样,皆结跏趺端坐,显现释迦牟尼佛成道时姿势。

  佛座为六角形束腰式须弥台座承托单层仰莲座的组合形式。须弥座束腰处刻铭文:“周府欲报四恩,命工铸造佛像一样五千四十八尊,俱用黄金镀之……洪武丙子四月吉日施。”体量虽小,做工精巧,风格古朴,气韵十足,从整体造型到细部刻画带有明显的唐宋造像遗韵。

  永乐皇帝为推行其宗教笼络政策,专门在宫廷设立造像机构,铸造藏式佛像,赏赐给西藏上层僧侣。当时宫廷造像机构称“佛作”,隶属“御用监”。

  永乐皇帝在当时从巩固自身政权考虑,为了增进中华文化的融合和民族的团结,召集了尼泊尔、蒙古、中原各地最顶尖的工匠,用最好的合金来铸造这尊佛像,因此这一时期佛像的诞生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再一个它从美学角度来说,永乐时期的造像在整个佛像历史长河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佛像制作水平达到了历史巅峰。因此,明代早期的铜佛像尤其是永乐、宣德时期的在国内外都是价格最高的。

  永宣两朝,由宫廷铸造的佛像历来为人们所看重,观音造像也不例外,但数量非常稀少。目前位列金铜观音造型成交排行第一位的即是一件明宣德十年制作的鎏金铜“南海观音”坐像。

  永宣造像是新型的佛像艺术模式,风格独特而成熟,在藏传佛像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在元末明初西藏成熟的艺术风格基础上,大胆地吸收汉地审美观念、表现手法和工艺技术,将汉藏艺术完美地融于一体的新的艺术风格。

  独特之处在于大胆地吸收了汉地艺术,实现了汉藏两种艺术的完美融合,这是以往西藏佛像艺术不具备的特点。基于艺术因素的组合元素,学术界一般称之为“汉藏风格”。

  永宣宫廷造像,风格统一,艺术特征基本一致。其具体表现为:造像面部宽平,具有明显汉人审美特征。躯体结构匀称,宽肩细腰,造型端庄大方。衣纹采取中原地区表现手法,优美流畅,质感颇强。

  装饰上亦吸收中原地区传统手法,特别是菩萨和女性尊者胸前及腰部的U字形联珠式璎珞,体现了中原地区传统的审美情趣。所有造像皆配有莲花座,莲座造型规范,装饰讲究,上下基本呈垂直状,座壁满饰一周莲花瓣;莲瓣饱满有力,头部饰有立体感极强的卷草纹,上下边缘又各饰一周大小一致的圆形联珠纹。从整体上看,所有造像皆造型完美,材质优良,工艺精湛,流光溢彩,彰显出雍容华贵的皇家艺术气派。

  从局部特征看,永宣造像也存在差别,大致可分三个时期,即永乐前期、永乐后期和宣德时期。

  永乐前期,约从永乐六年(1408年)至永乐十九年(1421年),是明廷造像的创立时期。造像体态优美,面相妩媚,装饰繁缛,气质优雅,做工精细。最突出的是莲花座上的莲花瓣,细长饱满,劲健有力,造型优美且神韵十足,永乐后期,约从永乐十九年(1421年)到永乐末年(1424年),为明廷造像的定型时期。

  造像体态趋于平稳,较少见到三折枝式的动感姿势,面相宽平,眉眼平直,具有明显的汉人面相特征,最突出的特点也是莲花瓣,形制比永乐前期明显宽肥饱满,莲瓣头部出现卷草纹,宣德时期是明廷造像的发展时期。承袭永乐后期特点,但躯体更趋肥胖,略显臃肿;面部更趋汉化和男性化;莲花瓣更加宽肥饱满,莲瓣头部的卷草纹饰更加繁缛,更具装饰意味;衣纹的质感亦比起永乐时期强烈;体量普遍增大;整体风格和表现手法明显不如永乐时期优美精细。

  按照每种题材在总数中所占比例的多少,依次有绿度母、文殊菩萨、四臂观音、金刚萨、释迦牟尼佛、金刚持、不动佛、金刚手菩萨、弥勒菩萨、药师佛、无量寿佛、大日如来、不空成就佛、宝生佛、二臂大黑天、四臂大黑天、大成就者毗瓦巴、马头金刚、上乐金刚、喜金刚、吉祥天母、地狱主、自在观音菩萨、摩利支佛母、大轮金刚手、地藏菩萨、旃檀佛等。

  这些题材虽然与藏传佛教数百上千的种类相去甚远,但是却有重要的宗教和政治寓意。首先,大部分题材是藏传佛教各教派和藏族人民共同信奉的,如文殊菩萨、四臂观音菩萨、金刚手菩萨、绿度母、释迦牟尼佛、五方佛等,体现了明廷对藏传佛教各教派和藏族人民的普遍尊崇。

  永宣宫廷仿制如此神圣的佛像赐与藏族同胞,表达了深切的宗教关怀,表现了政治家的远大抱负和胸襟;同时通过这种赏赐,也丰富了明代宫廷造像和藏传佛教艺术的题材与造型,为当时汉藏佛像艺术交流增添了新的内容和色彩。

  永宣造像造型完美、装饰繁缛、工艺精湛,尽显皇家气派;同时所有的造像上都清晰地刻有“大明永乐年施”或“大明宣德年施”款识,具有宫廷造像的明显标记。

  这些艺术特点印证了史料记载的永宣造像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见证了明代汉藏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密切的文化艺术交流。

  一方面体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永宣造像由宫廷御用的优秀工匠塑造,造型优美,风格纯熟,细部处理精细入微,生动传神,表现出高超的雕刻技艺;另一方面体现了艺术风格的创新,在藏式造像风格基础上,大胆地吸收、融合汉地传统的审美情趣和表现手法,实现了汉藏艺术的完美融合。

  永宣造像皆用失蜡法铸造,不同于内地传统惯用的翻砂法,铸工精细而复杂,涉及冶炼、塑模、制范、铸造、打磨、镀金、装藏等多种工艺。塑造出来的佛像,尊尊皆铜质细润,色彩华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令人称奇叫绝,体现了当时冶炼和铸造技术的高度发展水平。特别是在铜材的使用上,皆用黄铜铸造,黄铜是一种铜锌合金,质地细密,色泽明亮,且耐腐性强。

  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将明代铜器铸造称为“第二次铜器革命时代”和“铜器的文艺复兴时期”,足见永宣造像工艺成就之高。

  永宣造像具有丰富而深邃的宗教意涵,象征着藏传佛教不同的思想理念和追求,对研究明代藏传佛教思想发展、教派发展和神像崇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永乐、宣德之后,虽然宫廷造像突然销声匿迹,但是宫廷造像的影响并未因此消失,它因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需要继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这种情况在一些藏传佛教寺庙里可以看到。明时,随着藏族僧人络绎来京朝觐和定居,北京、南京等地兴建了藏传佛教寺庙,如北京建有真觉寺、护国寺、大慈恩寺、大兴隆寺、大能仁寺、慈仁寺、法海寺、大觉寺等十余座庙。

  这些寺庙既是传播藏传佛教的重要场所,也是传承宫廷造像艺术的重要所在。今天,这些寺庙多毁坏不存,但是从少数保存的遗迹和遗存中仍可一窥永宣之后宫廷造像艺术的面貌与风格。

  现存明廷风格造像最多、最集中者首推北京五塔寺的金刚宝座塔。寺中殿堂在20世纪初被毁,唯金刚宝座塔独存。

  金刚宝座塔上雕刻有各种藏传佛教神像和纹饰,最突出的是佛像,整座宝塔上雕佛像1561尊,它们在宝座和五座小塔上分层排列,错落有致,宛若一个佛陀的世界。

  佛像题材主要是五方佛,即大日如来、阿弥陀佛、不空成就佛、宝生佛和不动佛。形象特征基本一致,皆螺发高髻,跏趺端坐,身披袒右肩袈裟,唯以所结手印不同而相互区别,所结手印依次为智拳印、弥陀定印、施无畏印、施与印和触地印。

  佛像风格都是典型的藏式造像风格,但同时融入了中原传统艺术因素,与永宣宫廷造像风格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只是体态略显丰臃。史料记载,这座金刚宝座塔建成于明成化九年(1473年),可见这些浮雕佛像皆应完成于成化九年之前,代表了永宣之后内地藏传佛像的基本样式。

  永宣之后这些带纪年的藏式佛像不仅具有浓郁的永宣造像遗风,还有中原铸造的明显标记,充分反映了永宣之后明代宫廷造像在内地藏传佛像艺术上的地位和深远影响。

  永乐至正德时期,内地佛像艺术以汉藏风格的永宣宫廷造像为主要艺术形式。当时,大到寺庙供奉,小到百姓供奉的造像,都受到永宣造像风格的明显影响。从具体特征看,以佛和菩萨为主的汉地佛像都有明显的藏式造像特点。永宣造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原地区传统的造像面貌,表现出带有藏式特点的新的艺术风貌。

  嘉靖帝崇奉道教,佛像艺术的发展不突出。嘉靖帝即位不久,便打压藏传佛教。首先,宣告一些法王、国师、禅师等等罪行,放逐他们回乡;接着又大肆毁坏藏传佛教造像,刮下佛像身上的金屑。

  据记载,嘉靖帝三次毁佛:嘉靖元年(1522年)三月,薄录大能仁寺妖僧齐瑞竹资财,及元明宫廷佛像,毁刮金屑一千余两(《明世宗实录》卷187,《明史纪事本末》第52,以及《明会典》《国朝典汇》等);嘉靖十五年(1536年),将大善殿及殿内佛像一并毁除,共有金银佛像一百六十九座,重一万三千余斤。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拆毁大慈恩寺,毁掉寺中全部的密宗佛像。这些措施使藏传佛教及其造像艺术在内地一蹶不振,而内地佛像艺术重新回归到传统艺术的独立发展之路。

  万历时期,因万历帝及母亲慈圣皇太后奉佛,而且大力扶持佛教,内地佛教和造像艺术得以迅速崛起,昌盛一时。目前,国内外现存这一时期的造像实物甚多,可以说是历史上现存佛教造像最多的一个时期,充分反映了明代晚期汉传佛教和佛像艺术复兴势力的强盛。

  这一时期造像普遍造型规范,风格媚俗,题材固定,缺乏个性特点,显现出明显的衰颓迹象。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造像也表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造型风格的新发展与变化。这一时期的造像明显承袭了宋元时期传统造像的风格特点,但在新的时代审美观念影响下,出现了新的变化,形成了头大身短,面相宽大饱满,体态丰臃的新型造像模式。

  此时期观音造像种类繁多,姿态各异,目前遗存丰富,在国内外博物馆和艺术品市场常见。首都博物馆收藏有不少具代表性的明代晚期观音菩萨像,如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铜观音菩萨与善财童子、龙女像,是明代晚期常见的观音菩萨造像组合;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三彩琉璃水月观音菩萨像,工艺繁复独特;铜镀金杨枝观音菩萨像是明代中晚期观音造像最为常见的样式。

  鎏金是古代金属器物的镶金方法,其工艺始于战国时期,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我国古代工艺的绝世瑰宝,鎏金也称火锻金,利用水银加温黄金,便其熔化,并涂抹至铜佛像表面,再经过高温返原,得出的带金质的铜佛像叫鎏金佛像。鎏金佛像造型优美、纹饰绚丽、宝光四射,深受古今广大信众的喜爱。

  2004年11月,香港佳士得拍出了一尊明代大威德明王鎏金铜佛像,经过几轮竞价最终由内地收藏家蔡铭超以1906.2万港元成交,创下中国鎏金佛像迄今为止世界拍卖最高纪录。

  近来,中国古代佛像原来越引起国际国内拍卖界的顶礼膜拜,2017年10月3日,蘇富比香港2017秋拍“密慧禅心:菩萨道珍藏及其他佛教艺术精品”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槌,本场共49件精品上拍,明宣德 鎏金铜四面八臂金刚瑜伽女立像以1700万港币起拍,2500万港币落槌。

  精美的鎏金铜佛还往往蕴含历史,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反映,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加上全世界有很多的地方信仰佛教,推崇佛教艺术,因此鎏金铜佛像便成了世界艺术市场的焦点。

  中国古代佛像投资市场行情一路看好,升值空间较大,特别是高端品质的明清金铜佛像,一直地吸引着世人的眼光,其神圣的佛文化内涵和历史文化底蕴,一次次缔造出文化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的惊人天价,无不昭示着中国佛教文化的悠远绵长。

  伴随着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再次回暖,中国佛像拍卖已然率先升温,必将再次掀起国内佛像市场的珍藏热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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